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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赔偿范围的规定(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之利弊分析

 

    随着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2013年1月1日的正式施行,新的规定在施行过程中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有很多规定是有积极意义的,如关于律师会见权等方面的规定,较之以前,有了进步,值得肯定。但也有些条款,有所保留,甚至有些条款,规定的不是很合理。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就值得商榷。在该条司法解释中,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损失的赔偿范围进行了规定,较之以往的规定,明确了赔偿的具体单项,规定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是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直接损失,而对于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及抚养费、赡养费等非直接损失和精神抚慰金等均不作为赔偿项目。这一规定的实施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失去了其应有的存在价值。
   临沂律师刘新民认为,最高院的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偏离了法律的本意,缩小了被告人应该赔偿被害人的范围,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作用和存在价值大打折扣。
    首先,从法理学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其效力要远远大于最高院所制定的司法解释的效力。司法解释充其量也只能是对法律在适用过程中的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作出解释,而不具有改变法律本意的效力。近些年,最高院出台的司法解释有逐步取代法律的倾向,不但司法解释越来越多,而且,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和法律相矛盾和冲突,往往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也以司法解释为准。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导致了法律实施的混乱。法律的制定是严格的事情,是经选举产生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的职责,人大在制定法律时,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只不过是法律的执行机关,其无权制定司法解释来代替法律。如果在执行法律过程中,产生了问题,需要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来进行释法,而不应该直接就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法”,这样做,难免会以偏概全,难以平衡利益有关方,有部门立法之嫌,极大的削弱了法律的权威。在我国的现实司法实践中,更是过度的认可了司法解释的效力,即使司法解释偏离了法律的本意,也是以司法解释为准,导致了法律的权威性严重被削弱,动摇了立法体系的基础。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司法解释时,也往往是没有举行大范围的公开的听证、征求意见等过程,有可能就是几个人坐在一起,简单商量一下,就出台了司法解释,这很难确保其制定的司法解释能够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合理性、合法性都值得斟酌。
    其次,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该规定,使得附带民事诉讼的存在价值和实际效果大打折扣。附带民事诉讼的本意应该是避免当事人的讼累,在刑事诉讼中一并解决因刑事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问题。但现在的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的出台,则导致了不但不能减少被害人的讼累,反而增加了被害人新的诉讼,同时,也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造成了更多的麻烦和问题。因为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因犯罪行为导致的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抚养费、赡养费等大项赔偿项目无法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予以解决了,如果想继续追究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则只能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这不但增加了诉讼环节,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当然,倒是增加了法院的创收机会),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法院也就只是对被告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小额直接损失进行审理并进行判决,大额的赔偿仍然需要被害人另行起诉。既不利于被害人损失的补偿,也使得矛盾更多、更激化,增加了相关部门的工作量,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再次,该司法解释还造成了执法的混乱,因为该解释规定的仍然不是很明确,还需要进一步对该司法解释进行“解释”,让人无所适从。
    总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既僭越了法律的规定,又导致了更多的麻烦和不便,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建议立法机关对该条款进行审查,制定出合理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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